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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明时分他去悼念捐献器官的儿子ahref"/sh/2019/04-07/

http://www.041799.com|时间:2019-04-14 14:36|责任编辑:admin|来源: 中新网

清明时分他去悼念捐献器官的儿子朱厚得儿子因车祸去世 家人一致决定捐献其器官让生命延续 他称每年这时候是“离儿子最近的时刻”

江西南昌开展祭扫遗体器官捐献者活动,市民缅怀捐献者 供图/视觉中国

手术结束后,红十字会给家属递上荣誉证书供图/视觉中国

朱思泉的婚房现在还保持着原样

正在进行中的遗体捐赠登记

在朱思泉下葬那天,他的小女儿降生了。除此之外,朱思泉的生命还有另一种延续的方式,他的肝、肾、眼角膜都捐给了别人。

当人在脑死亡之后,靠着医疗器械和药物的维持,心脏仍会保持跳动。有时,这个过程会持续一个月,甚至更漫长。

病患的亲友们不得不面临选择,有人始终坚持,等待奇迹的出现,哪怕再多看几眼也好;也有人早早放手,通过遗体捐献,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延续。而朱思泉就是其中的一员。

2019年中国器官获取组织大会数据显示,2018年我国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6302例,加上2545例亲属间移植,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(PMP)达到6.8;182家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共完成器官移植手术20201例,捐献、移植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二位。

追思

儿子去世捐出三种器官

追思会让父子离得最近

每年清明节前后,江西省红十字会举办遗体器官捐献者追思活动,朱厚得都会从家里赶来参加仪式。

他从老家燕溪村出发,先骑摩托到高安市,再乘坐大巴到南昌,最后辗转到墓园,一路奔波。

朱厚得今年48岁,命运薄待于他,从2014年起,他连续失去了两个儿子。小儿子因病逝世,当时才十几岁;2015年8月31日,大儿子朱思泉因车祸,在医院里住了23天,最终没能抢救回来,也离他而去。

儿子去世后,朱厚得做主,捐献了儿子所有能用的器官,肝、肾、眼角膜。他是在福建开出租时知道的器官捐献,明白了这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。

3月27日,遗体器官捐献者追思会在南昌青山墓园举行,朱厚得一早就出了门,到达墓园时,清晨的露水还凝结在翠绿的树叶上。

他是一个人来的,自从大儿子去世后,儿媳妇罗敏(化名)外出打工,家里除了朱厚得,只剩妻子和一对孙子孙女。

家里小楼二层是朱思泉结婚时新装修的,他去世后还保持着当初的模样,也时常打扫。不过大儿子去世后,一家四口就从没在二层住过,宁愿挤着住在一楼。“一想到是他以前住过的,心理上受不了。”

追思会是一个契机,这是一年中他跟儿子距离最近的时刻。其实,朱思泉的坟就在家后边的田垄旁,坟边杂草丛生。朱厚得极少来这里,一是伤心,二是习俗,“年长的人不能给年少的人上坟。”

只有来到追思会,他才能得到稍许安慰。在这里,聚集着和他一样的人,一种是带着丧亲之痛的捐献者,一种是带着重生之敬的受捐者。

在这里,很难看到朱厚得脸上流露出痛苦。只有在排着队去纪念碑前献花时,他会从兜里掏出纸巾,仔仔细细擦着儿子的照片,走的时候,还要再回头看上一眼。

朱厚得不知道自己还能来看儿子几次。他有糖尿病,每天在家注射胰岛素。干不了重活儿,家里的开支主要靠妻子在市里打工,他在家里带孙子孙女,顺便种点水稻蔬菜。

朱思泉去世后,家里欠了十几万,当地红十字会了解情况后,为他提供了一些捐助,眼下,两个孩子既是希望,也让他忧虑重重,他不知道,自己能不能支撑到把两个孩子供出来那一天。

签字

怀孕儿媳送最后一程

帮丈夫完成最后遗愿

等家属赶到高安市人民医院后,朱思泉已经在ICU里抢救了,后来由于费用过高,又转到了普通病房。

这23天,罗敏每天都去医院陪朱思泉。有时跟他说起未出世的孩子,朱思泉的眼角还会流出泪水,但却始终没有醒过来。残酷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加清晰:在医学认定脑死亡后,或许病人还有呼吸、有体温、有心跳。家人有时会误认为是植物人状态,还抱着醒来的可能。但实际上,这是呼吸机的作用。离开,只是一个时间问题。

23天后,朱厚得知道,儿子回不来了,是时候松手让他走了。

他决定捐出儿子所有有用的器官,而这也获得了儿媳妇罗敏的支持。

江西省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李勇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:江西省红会接到医院传来的消息,赶紧跟朱厚得取得联系,确认了捐献意愿后,就跟随医院的车赶到高安人民医院,见到朱厚得。

当时,罗敏不在医院。按照法律的规定,如果捐献者直系亲属不能来现场,需要出具委托材料,委托其他直系亲属来全权代表。“我们有两个要求,不仅需要她手写委托书,还得手持身份证和委托书拍张照片。”李勇介绍道。很快,罗敏就将委托材料传了回来。

做手术时,红十字会需要派人在手术室进行监督,做录像记录,以保证器官捐献手术按照家属意愿进行。

当天后半夜,朱思泉达到了临捐状态。就在李勇准备进手术室时,罗敏突然来了。

“我们当时都很诧异,他们家距离医院有20多里,他妻子是骑了一辆电动三轮车过来的,挺着个大肚子。”李勇说。

罗敏来时,还带着两三岁的儿子,坐在医院的一个谈话间里。半夜,谈话间没开灯,只有一点走廊的灯光从门缝里透进来。李勇走进屋里时,看着眼前的情景,愣住了。

“他妻子就坐在那里,影子拉得极长,我往那个房间走,突然就不忍心了。”李勇犹豫了,委托手续已经办好了,还有必要再让眼前这个妻子签字么?

这种犹豫和纠结,在李勇的职业生涯中反复出现。他很理解家属的想法,“人还有一口气,或许就像植物人一样,还有百万分之一的机会,但器官捐献协调员从手术室进去再出来,就彻底结束了。”

他还是把签字文件放在了罗敏面前,忍不住问:“过来一趟不容易,为什么还要亲自来?”罗敏告诉他,就是想来给丈夫签字,来送他最后一程。

罗敏说,丈夫朱思泉是一个很热心的人,一家人都在遗体捐献这件事上达成一致。“之前他弟弟去世时,就想着捐献器官,但没能实现。他自己也想捐献,我得帮他完成这个遗愿。”

非议

当地民俗对此举有争议

公益相助度过艰难日子

朱思泉出殡那天清晨,罗敏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。

“当时已经过了预产期。”朱厚得记得很清楚,那天早上5点,孙女出生,一家人在医院照顾母女二人,上午9点,儿子出殡,他们赶到殡仪馆,送了最后一程。

3天后,罗敏出院,坐月子既没回娘家,也没到婆家。朱厚得在村头卫生院租了一间空房子,一个月100块,让罗敏安顿坐月子,房间条件简陋,只有一张床。

坐完月子几个月后,罗敏就把孩子留在朱家,外出打工了,她也再没回过朱家。在朱厚得家二层,是为小两口结婚专门盖的全新的房子,装修一新,墙上还挂着两人的结婚照。“不想回家,看着心里难受。”罗敏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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