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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莉:克孜尔石窟,不是“第二敦煌”

http://www.041799.com|时间:2021-07-02 09:08|责任编辑:如思|来源: 中新网

专访 赵莉:克孜尔石窟,不是“第二敦煌”

赵莉,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博士,新疆龟兹研究院文博研究馆员。1992年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远离乌鲁木齐800多公里的偏僻山沟克孜尔千佛洞工作,至今已近三十年,一直从事西域佛教考古及艺术研究工作。2012年至2013年,受国家留学基金委派遣,在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做访问学者;2002年至2016年,先后赴德、美、日、法、俄罗斯和韩国等,调查研究海外新疆文物。

赵莉在克孜尔石窟修复壁画的现场工作照片。

《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》

版本:上海书画出版社

2020年12月

公元元年前后,佛教传入龟兹地区,至公元3-4世纪,龟兹已经成为西域佛教的中心之一。这个位于丝绸之路新疆段的宗教、经济、文化重镇,最盛时辖境相当于今新疆轮台、库车、沙雅、拜城、阿克苏、新和六县市。而拥有近四百个洞窟的克孜尔石窟,便是龟兹佛教兴盛、香火绵延的体现。

在龟兹石窟中,克孜尔石窟是最为恢弘的石窟群。根据佛教在龟兹的传播时间,大致可以判定克孜尔石窟开凿于公元3世纪末期,衰落于公元8-9世纪,其年代要早于敦煌莫高窟一百多年。

克孜尔石窟的每一组洞窟,都相当于一座寺院。而洞窟的四壁及顶部均绘有精致生动的壁画,壁画内容包括本生故事(记录佛陀还未成佛时的前生故事)、佛传故事(佛陀成佛后的生平故事)、因缘故事(佛陀用来传播佛教义理的故事),此外还有畜牧、狩猎、农耕、乘骑、古建筑等画面,为龟兹人留下了真实的生活写照。

不同于莫高窟以连环画的形式来表现本生故事的情节,克孜尔石窟是一图一故事,每幅图都是选取本生故事中最典型的情节,以故事的主要人物或动物为中心构图。不仅艺术风格别具一格,数量也颇为庞大,是各地石窟寺中故事画最多的一处石窟,也被称作“故事画的海洋”。

然而,龟兹地区此后的宗教信仰转移,让克孜尔石窟香火渐稀,逐渐走向衰落。

20世纪初期,克孜尔石窟遭到了日本、俄国、德国探险队几次三番的揭取、切割和转移。据统计,在正式编号的236个洞窟中,有59个洞窟的壁画遭到切割,揭取壁画面积近500平方米。这些壁画现在分藏在德国、俄罗斯、英国、美国、法国、匈牙利、韩国和日本等8个国家的20多家博物馆和美术馆中。

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,由石窟建筑、壁画、彩塑三位一体而构成,它们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单体的艺术作品。每个洞窟中的一尊尊塑像、一幅幅壁画,将其精心组合布局,都有其特殊的宗教含义和功能。不同派属、不同时代的石窟壁画有着不同的题材内容和组合。

为了让流失海外的壁画重回石窟母体,几代研究者倾尽全力。1985年,龟兹石窟研究所正式成立。1998年,“克孜尔石窟文物流失研究”成为了研究所(今新疆龟兹研究院)的重点课题,由研究员霍旭初带领赵莉等人开展壁画的调查工作。霍旭初退休后,赵莉一人接手石窟壁画的修复任务。

近30年来,赵莉踏遍龟兹石窟,普查洞窟,记录与测量被剥离壁画的痕迹,与掌握的流失海外的壁画图片对比核实,排除自然脱落的部分,确定被剥离的数量。同时,她又前后奔走于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、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、法国集美博物馆等,考察实物,拍摄照片,核对数据,拼凑图片。

以下,是新京报记者对赵莉研究员的专访。在采访中,她谈及了克孜尔石窟壁画修复以及龟兹文化研究所遭遇的困境、所面对的未来。

最大的困难,是曾经的错误性修复

新京报:近代以来,国内有关部门对于克孜尔石窟采取了哪些保护措施,效果如何?

赵莉:在1953年之前,克孜尔石窟都处于无人管理、可以随意进出的开放状态。1953年成立了克孜尔千佛洞文物管理所后,才有专人管理,限制游客自由出入。当然,实际上也没有多少参观游客,1992年我大学毕业来到克孜尔时,门票价格是25元/人,一年的门票收入也才7000多元,可以算出全年游客量也就只有280余人。

国家文物局大规模投入经费、进行保护是从1986年开始的,按照克孜尔石窟四个区域即谷东、谷西、谷内、后山区分为四期实施了岩体加固保护工程,直至2003年才全部竣工。

克孜尔石窟地处地震带,每年三到四级强度的地震频发。而洞窟墙面的砂岩非常疏松,会因为地震带来的山体倾塌而产生裂隙,甚至从中间断裂前倾。大量洞窟前端甚至就此坍塌消失、无法修复。岩体加固之后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坍塌的速度,搭建的挡雨棚也能截住雨水,使雨水不直接对洞窟岩体造成危害。

新京报:对于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复原研究,最大的困难是什么?

赵莉:从研究的角度来说,最大的困难是上世纪70年代进行过一次错误性修复,把大部分没有壁画的壁面用三合土进行了涂抹,掩盖了壁面的原始痕迹。这样一来,在后续进行复原时,我们就无法辨别这块墙面的壁画是遭到当年德国探险队的切割,还是自然脱落的。我近期复原完成的一幅壁画,根据它的尺寸和题材,放在同一壁面8个不同的位置都合适,这便增加了判断壁画准确位置的难度。

这受限于当时的修复条件。三合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局部保护作用,阻止壁画边缘继续脱落。只是采用的材料不对,文物保护采用的材料应该具有可逆性,而且在修复之前应该拍照建档,当时负责管理的机构没有条件对石窟拍照、建档。

新京报:目前国际上对于克孜尔的研究进展如何?

赵莉:德国探险队将新疆文物劫掠至柏林后,陆续出版了一系列的考察报告,在此之后国际上对克孜尔石窟的研究就已经达到顶峰了。这些考察报告就成了世界范围内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必备案头书。之后近一个世纪内,所有的关于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研究都是零星的、碎片式的。但是,现在我们出版的这套《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》将成为流失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研究的工具书和案头书,我们掌握了话语权。

在国外研究者看来,克孜尔石窟的价值远高于敦煌

新京报:许多有关克孜尔石窟的报道,都把它称为“第二敦煌”,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?

赵莉:这种说法是不妥的。怎么可能是“第二敦煌”?克孜尔就是克孜尔,它是世界独一无二的。克孜尔石窟的年代比敦煌莫高窟早100多年,它保存的早期部派佛教的艺术形态,是世界范围内部派佛教唯一完整的可视窗口。

新京报:是不是因为敦煌更有知名度,为了让大家更加熟悉克孜尔石窟,所以采用了这个说法?

赵莉:我觉得不是为了让大家更熟悉克孜尔石窟,而是他们在心理上就把它定位为“第二敦煌”,认为克孜尔石窟就不如敦煌莫高窟重要。

新京报:为什么克孜尔石窟的知名度远不如敦煌?这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?

赵莉:其实在国外研究者眼里,克孜尔石窟的地位和价值远远高于敦煌。反而在国内,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,才使得它鲜为人知。一方面是由于新疆偏远的地理位置:克孜尔石窟距离乌鲁木齐还有800多公里,从乌鲁木齐到克孜尔的航班直到2011年才开通。以前我从乌鲁木齐到克孜尔,由于班车在路上出故障,走了三天才到克孜尔。

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基础研究比较薄弱。很多学者都知道克孜尔石窟相关的研究做不了,太难了。因为它的基础材料是不完整的,研究对象是不完整的,怎么开展进一步的研究?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基础工作,首先我们要复原克孜尔石窟的壁画,解决研究对象的完整性,我们要做内容总录,我们要做考古报告。在这些基础工作完成后,马上会涌现出更多的研究性成果,佛教美术方面也好,考古方面也好。

鲜活的雕塑,立体的壁画

新京报:克孜尔石窟壁画在创作技法上,和国内其他的石窟、尤其是敦煌莫高窟有哪些不同?

赵莉:技法上,最突出的就是采用了凹凸晕染法。“屈铁盘丝”“曹衣出水”,在克孜尔的壁画和雕塑中都有体现。相较于敦煌等内地石窟早期洞窟壁画的平涂,克孜尔石窟壁画的立体感特别强。

敦煌早期洞窟的壁画风格受到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龟兹风的影响,而后期石窟便逐渐发展为全然的中原风格。

新京报:你曾提到,石窟是佛教艺术中的综合体,有建筑、有彩塑、有壁画,那么壁画在整个系统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?

赵莉:实际上在石窟寺兴盛的时候,塑像应该是洞窟中最鲜活的艺术品,并且数量非常之多,例如克孜尔第47窟有一座16米高的大立佛,两侧壁各有4层,每层都有7尊雕塑。但是新疆石窟寺的雕塑是泥塑的,而不像中原地区有石雕,因此非常不容易保存。在伊斯兰教进入新疆地区之后,当地人民就改变了信仰,石窟寺也就衰落废弃了,雕像也随之坍塌毁坏了。残存的一部分雕塑被外国探险队劫掠走了。现存的雕塑已是凤毛麟角。

现在,壁画成了克孜尔石窟最丰富的艺术品了。

新京报:克孜尔石窟的建筑体系也是非常完善的,还分为不同功能区,你可以介绍一下吗?

赵莉:克孜尔石窟的洞窟形制多样,主要有中心柱窟、大像窟、方形窟、和龛窟等,还有一些异形窟,如长条形窟、“十”字形窟、窖窟等。从功能上可以划分为礼拜窟、讲经堂、僧房窟和禅窟以及库房、作坊等。

有人离开,但总有人留下

新京报:你一开始为什么选择考古专业、选择来到克孜尔?

赵莉:我此前就读于新疆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。在大三时,我们观看了一部教学片,名叫《龟兹石窟》,这是我的班主任孟楠老师所在的团队拍摄的。影片中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深深地吸引了我,我的魂魄立即被克孜尔壁画收走了——一千多年前的古人能够绘制出这么精美的壁画,即便现代都很难做到。原本毕业后可以留在乌鲁木齐的我,却执意要到克孜尔去做壁画研究,自己背着行李就来了。

新京报:来到克孜尔后的工作主要有哪些?

赵莉:来到克孜尔之后,我被分配到文化研究室,在霍旭初老师的带领下,白天看壁画,晚上读佛经。因为壁画是根据佛经绘制的,首先我要熟悉壁画,把它往脑子里灌,记住壁画的内容,再通过大量阅读佛经,考证壁画在佛经中的出处。敦煌壁画是直接根据汉文佛经绘制的,可以一一对应。但克孜尔石窟壁画当时是根据梵本或胡本(吐火罗文)绘制的,而许多梵本和胡本已经不存在了,我们现在参照的是汉文的佛经来考证佛经壁画的题材内容,因此对壁画的解读是非常困难的。

新京报:你在克孜尔待了二十几年,那里的条件其实非常艰苦,你去之前知道吗?

赵莉:去之前不知道。那时候住的土坯房,取暖做饭靠生炉子。我们哪会生炉子?生活非常艰苦,交通和通讯都不方便。研究所有一片菜地,夏天炒的辣椒里面看不到油星,辣的吃不成,只好就点菜汤下饭。我们大学毕业一块儿去克孜尔的有4位同学。1994年的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当中,我们两位同学就被埋在倒塌的土坯房中了,幸好他们钻到了书桌下面,才没有受伤。

1996年,国家文物局给文物系统开办了一个研究生班,这两位同学就报考了研究生,毕业之后留在北京,没再回来。另外一位同学后来也调回了乌鲁木齐。

离开也是因为条件太艰苦,除了自然条件艰苦,物资很匮乏,我们大部分人都顾不了家、顾不了孩子。回家的日子都是没准的,有时候几个月也回不了一次家,最长的一次我在克孜尔连续待了4个月。我爱人是为支持我的工作而作出牺牲的。他是军人,因为孩子2013年要上小学,他选择在2012年退役,没拿大校、没评高职。

新京报:你提到克孜尔留不住人,不断有人来、不断有人走,你有和他们聊过离开的原因吗?

赵莉:不用聊,这是很现实的,是我自己都经历了的。我很幸运,遇到我爱人这样的伴侣,他可以为了我的事业放弃他自己的职业生涯,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这样。许多同事在克孜尔都40多岁了还找不到对象。结婚了以后也顾不上孩子、顾不上老人、顾不上家。他们要走,我都是流着眼泪目送他们的。

有一位中央民族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跟着我在克孜尔实习,临近毕业,我希望她留在克孜尔,按照她的条件设置了岗位。她也报名准备参加考试了。但是在临考前两天,她哭着来找我说:“老师我对不起你,我要放弃考试了。我家里人不允许我留在克孜尔。你对我寄予了厚望,这话我实在说不出口,你骂我吧!”我说:“我为什么要骂你呢?你就像我的女儿一样。如果是我的女儿,我也舍不得让她留在克孜尔。我为什么要骂你呢?你如果想回老家,我帮你联系工作。”

我不能要求别人像我一样把克孜尔当作自己的家。

新京报:你不担心克孜尔的研究和保护后继无人吗?

新京报:有人离开也会有人留下。10个人中总能留下1个吧。慢慢来,但是我们和敦煌研究院的差距会越来越大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。

新京报:哪怕在克孜尔的基础研究完善之后,和敦煌的差距也没有办法减小吗?

赵莉:因为我们在提高的过程中,敦煌研究院也在飞速发展。两者的差距甚至可能越来越大,过去差的是20年、30年,现在差得估计是40年、50年了。

新京报:你会不会有一种无力感?

赵莉:当然了。我们的学术团队一直建立不起来,人才留不住。但是,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,我不轻言放弃,我想做的事,哪怕20年、30年我也一定要把它做成。

新京报:在你看来,从事考古工作最需要也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?

赵莉:热爱。因为我热爱,我才能留下来。我留下来了,我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。我的水平能有北大教授高吗?没有!但是,我所具备的条件是北大教授具备不了的。因为我就是克孜尔的人,我守护在这个地方,可以随时上洞窟。对于其他学者而言,克孜尔是他们研究生涯中的星星点点,但是对我而言,克孜尔是我的全部。

我不怕吃苦,但我对不起孩子

新京报:面对这么艰苦的工作环境,你有后悔过吗?

新京报:你一年大概有几天能陪在女儿身边?

赵莉:这个不好说。我长时间在克孜尔工作,即便回到乌鲁木齐,大部分时间也是出差、出国路过。有时候,家就像旅馆一样,只是一个落脚点,从克孜尔回来住一个晚上、两个晚上,我又走了。

新京报:你丈夫有和你谈过对你工作的想法吗?

赵莉:我丈夫特别理解我、支持我。我所有的家人,包括我丈夫、我母亲、我姐姐,他们都觉得我在做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。但是,这些年我一直在做海外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复原研究,身边人也会质疑,做了这么多年还做不完,是不是你能力不行?我丈夫也会催我,认为这本书稿应该出版了。直到今年春节,他帮我校对书稿,他才真正明白这项研究项目有多大的体量,每一幅壁画的复原又有多少困难。他说:“怪不得你老是交不了稿。”

等到他最后看到成稿的时候,他说自己被震撼了。他激动得一宿都没有睡觉,一遍一遍地看,不停地问我,这幅图是怎么复原上去的?你怎么知道那幅壁画的位置?他比我兴奋,像个孩子一样。

如果没有研究院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,没有家人和这些老师们的支持,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这个项目是根本完成不了的。

新京报:是什么让你在克孜尔坚持了二十几年?

赵莉:因为克孜尔就是一个宝藏、一个谜团。在它面前我只是一个小学生,我才刚刚打开了克孜尔的门,还没有迈进去。克孜尔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了。它是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如果让我脱离克孜尔的研究,我可能就活不下去了。采写/肖舒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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